美国学者不久前的一项研究发现，美国糖尿病患者从1994年的2500万增至2007年的3600万，而从2001年到2007年短短6年间总体药物治疗费用则翻了近一番。患者平均用药种数从1994年的1.14种增至2007年的1.63种。单药治疗比例从1994年的82％降至2007年的47％。1994年胰岛素的使用率是38％，2000年时降到了最低点（仅25％），到2007年时反弹至28％；磺脲类使用率下降比较明显，从1994年的67％降到了2007年的34％。

　　到2007年，双胍类（占54％）和格列酮类（噻唑啉二酮类）成为主要治疗药物。研究者认为，正是格列酮类、新型胰岛素、磷酸西他列汀及依泽那太的广泛使用增加了每个处方的费用（2001年56美元 vs2007年76美元）和总体药物开支（2001年67亿美元 vs2007年125亿美元）。最终得出的结论是，随着糖尿病人口不断增加，联合治疗及药物费用也日益增加，而昂贵的治疗费用是否能带来更佳的疗效却很值得反思。

　　点 评

　　当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当快餐成为现代生活的一种文化，当汽车成为工作效率的一种保证，当网络成为日常外出的一种替代……糖尿病，作为一种“文明病”，也在不知不觉中逐年增加。我们现在只能想象原始社会的生活：当人们在捕杀小动物作为食物时，还要警惕大动物的“黄雀在后”；哪怕一顿吃饱也绝非易事；跑步则是必需的谋生技能。当我们的祖先历尽艰辛得到足以果腹的油、盐、糖时，能够最大限度储存能量的人就有着生存下来的最大可能。因此，我们的基因是适应于原始社会日常生活的，而人类社会的进展速度远远超过了物竞天择的速度。于是渴望更多地摄入精制食品的基因在这个获得食物甚至可以仅靠鼠标点击的时代造就了一个又一个胖子，当这一趋势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糖尿病就静悄悄地产生，静悄悄地“腌制”着一个又一个器官。

　　当然，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回归原始社会，但我们可以借鉴原始社会的特点来制订我们的治疗方案。“多学点儿，少吃点儿，勤动点儿，放松点儿”，这些手段如果用在糖尿病发生以前，就是“悬崖勒马”；如果已经走上了糖尿病的道路，那么这些也是“亡羊补牢”，能在一定程度上阻止糖尿病并发症的出现；而如果并发症已经出现，我们的办法也就很有限了。

　　美国同行的研究表明，糖尿病的治疗负担正在逐渐增加，但其治疗效果是否也同比好转则是未知数。从“省钱”的角度看，我国学者早先的研究似乎更实用。上世纪80年代，潘孝仁、李光伟等学者对IGT患者进行生活方式干预，最终所得结论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可以延缓糖尿病的发生，开国际上类似研究之先河。20年后，李光伟教授等进行了后续研究，发现生活方式干预在20年后对病人仍然有效。因此，上医医未病，生活方式的干预确实可称为“无本万利”。唯有重视预防，才有可能使我国的糖尿病大军逐渐缩小规模，在投入上也能达到卫生经济学所要求的最低标准。（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 李乃适）